上世纪80年代，黄克诚回忆起彭德怀，感慨的说道：
“算起来，我是给彭总提意见最多、吵架最多的人，也是他批评最多、最厉害的人。因为工作上意见不同，我又不肯让步，他甚至撤过我的职。然而，我们还是还好战友。因为我们两个都很清楚：我们为维护革命的动机是一样的。”
类似的话，彭德怀也曾说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彭德怀曾说：
“我与黄克诚在工作中是有争论的，不过争论过后也就算了。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计较。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其他同志的关系，我们在工作上相互依赖，彼此讲话随随便便，言辞不讲究，彼此也不挑剔。有时候双方在言语上有些不妥，也相互谅解。”
彭德怀
起初，彭德怀与黄克诚接触并不多。直到黄克诚因为对李立三控制的党中央命令红五军攻打武汉持有不同意见，给彭德怀写信，说明在当前的形势下，不能攻打大城市的理由后，彭德怀开始了解黄克诚。
彭德怀看过信后，觉得黄克诚与自己有共同的认识，尤其是觉得黄克诚在已经受到严厉批评，抬不起头的情况下，依旧写信申明自己的意见，不放弃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责任感，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容易、非常可贵的。
彭德怀因此对黄克诚这个支队政委留下深刻印象。
次年，黄克诚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委员。至此，彭德怀与黄克诚的接触多了起来。
黄克诚
相反，他们之间常常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争论。
性情刚烈的彭德怀总是开门见山的说话，而黄克诚属于外柔内刚，考虑问题比较深沉。
黄克诚虽然也是贫苦人家出身，但是，与彭德怀相比，黄克诚多读了十几年的书，是个中师毕业的知识分子，对于事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往往能够在很多人头脑发热的时候，敢于提出相反的意见。
1932年，党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赣州，彭德怀被任命为敌前总指挥。
对于这场战斗，黄克诚持反对意见，但彭德怀的态度很坚决。
由于赣州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对红军的进攻非常不利。所以，第一次攻城受挫后，黄克诚马上建议撤围，但彭德怀不同意。
与此同时，敌人一个师的援军已经潜入城内，守城敌军力量加强，攻城更加没有希望，如果继续屯兵坚城之下，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黄克诚再次向彭德怀建议撤围，并直接批评彭德怀是“半立三路线”。彭德怀依旧没有理睬黄克诚。
一个月后，攻城依旧没有取得成功，彭德怀只好放弃围攻。
虽然在战斗期间彭德怀几次拒绝听从黄克诚的正确建议，黄克诚还毫不客气的批评过彭德怀，但是，在战役总结会上，俩人相见却和好如初。
黄克诚说：“争吵也好，和好也好，都是为了革命的利益。”
随着相互之间的了解加深，彭德怀也越发信任黄克诚。
彭德怀
应该避免再打硬仗，尽量保存革命力量，通盘考虑，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
领导因此怀疑黄克诚对革命缺乏信心，便将他调离团政治委员的岗位，让他回军团司令部。
随后，黄克诚找到老领导彭德怀要求工作，彭德怀便让他担任司令部侦查科长。
对于彭德怀这项工作安排，很多人不以为然。因为，黄克诚双眼高度近视，他还有个绰号叫“黄瞎子”，没了眼镜，根本看不清楚。
晚上行军的时候，黄克诚往往需要走在他前面的人帮助他提醒路况。
一次，有个捣蛋鬼故意在没有坑的地方跳了一下，跟在后面看不清路的黄克诚也跟着对方跳，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样的视力，再加上当时黄克诚的眼镜在战斗中被打坏。因此，大家都不相信他能侦查到敌人的真实情况。
但是，彭德怀却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信黄克诚！因为他不说假话！”
黄克诚与彭德怀之间的争论，其实也是一种对彭德怀的提醒。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后，彭德怀气愤不已，主张反击。
于是，1939年底，彭德怀从洛阳冒险回到前方，经过黄克诚担任政委的山西高坪乡129师344旅旅部时，连夜急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要求他趁着日军扫荡的间隙，秘密率领部队南下，与刘邓的129师会合，在必要时迅速歼灭来犯的国民党顽军。
聂荣臻
“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事先不请示中央怎么能行呢？”
对此，彭德怀胸有成竹的说：“这样紧急的情况，中央在后方是很难体会到的，即便是请示中央，他们也不好下决心。先干了再说！”
黄克诚的提醒，完全是出于好心。毕竟组织上有纪律，他担心彭德怀因此遭责。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与黄克诚在一段时间内因为一些原因音断书绝。但是，他们对对方的牵挂却没有中断。
那段时间，黄克诚常常梦到老上级，梦到彭德怀刚直的身影，爽朗的笑容。
1966年，担任山西副省长的黄克诚在率领省级机关干部到高平县抗旱的时候，触景生情，想到了老上级彭德怀，写下一首《江城子·怀念彭总》
黄克诚
久共患难真难忘，
不思量，
又思量。
山水阻隔，
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
太行顶，
峨眉岗。
经常相逢在梦乡，
宛当年，
上战场。
奔走呼号，
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已偿，
且共勉，
莫忧伤。
遗憾的是，彭德怀没有机会看到这首在深切怀念中洋溢着慷慨情愫的诗，就在病痛中离世。
1972年，彭德怀已有直肠癌早期症状，大便次数增多，患处隐隐作痛，还有血便。
但是，当时彭德怀并没有将这些症状当回事。他说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得了肠炎病，开始便秘。
一直到1973年4月大便出血，彭德怀才被送到医院检查。不幸的是，此时他的直肠癌已经到了中晚期。
彭德怀
从1974年7月1日开始，彭德怀左右膀、后背以及前胸都疼，并且由间歇性逐渐转变为持续性的深部疼痛。
随着病情明显加重，彭德怀越发痛苦。
期间，彭德怀曾多次对医生说：
“我的病是癌症，治不好，至今世界医学界也没有研究出来。如果我的病症转化了就把我处死，马上进行解剖研究，看它是什么原因……”
生命垂危之际，彭德怀吃力的留下遗言：
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总理，我们相识几十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与运用毛主席思想策略的，我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胜利……
我们的国防建设，战略防御设备不完备，国防工业与科研跟不上，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就是可以战胜的！
毛主席
另外，彭德怀几十年来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关心人民的幸福与疾苦，关心国家的安危。
因此，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最为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安全。
临终前，说话已经非常艰难的彭德怀还在牵挂着老战友黄克诚。
他叮嘱前来看望他的侄女彭梅魁代替他去看望黄克诚，还说要将自己遗留下的书籍送给好友黄克诚。
另外，彭德怀还交代侄女：
“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掩埋起来，在上面种上几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家乡的父老乡亲……”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病痛中离世。
多年后，好友黄克诚提起彭德怀时说：“据说彭总临死时，曾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也几度梦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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